可兴之几焉。宋则南渡以后，孝宗欲有为而不克，嗣是日羸日艹���]，以抵于亡。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、懿比也，唯其当国大臣擅执魁柄者，以奸相倾而还以相嗣，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蹑迹以相剥，繇辨及肤，而未尝有一思效于国者闲之也。然而抑有辨焉。

春秋之法，原情定罪以为差等，同一恶而罪殊，同一罪而法殊。栾书、荀偃不与公子归生均服污潴之刑。齐之灭纪，晋之灭虞，不与卫毁灭邢等膺灭同姓之诛。知此，然后可以服小人之心，而元恶无所分咎。

抑君子以驭小人，处置有方，足以弭其恶而或收其用。衡有定而权可移，权不可移，则衡弗能为准也。夫然，则取史弥远而等之三凶，未可也。且取韩、贾二竖而等之秦桧，抑未可也。

秦桧者，其机深，其力鸷，其情不可测，其愿欲日进而无所讫止。故以俘虏之余，而驾耆旧元臣之上，以一人之力，而折朝野众论之公，唯所诛艾。藉其有子可授，而天假以年，江左之提封，非宋有也。此大憝元凶，不可以是非概论者也。韩侂胄、贾似道狭邪之小人耳。

托宫闱之宠，乘闲以窃权，心计所营，不出于纳贿、渔色、骄蹇、嬉游之中。上不知有国之濒危，下不知有身之不保。其挑衅开边、重敛虐民者，皆非其本志，献谀之夫为之从臾，以分徼幸之荣利，彼亦惛焉罔觉，姑且以之为戏。则抑杨国忠、王黼之俦，而固不如桧之阴惨也。然以之而亡人之国有余矣。

夫弥远则固有不然者。其一，擅置君之柄，以私怨黜济王竑而立理宗，非宁宗意也。然宁宗亦有以致之，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。仁宗之立英宗也，与韩魏公密谋之，韩公且不敢诵言其名，以须仁宗之独断。

高宗之立孝宗也，以秦桧之挟权罔上，而不能与闻其事。宁宗则一任之弥远，而己无所可否，虚悬储位以听弥远之游移。弥远怀变易之心，然且密属余天锡、郑清之以徐察其德性；非若王莽、梁冀贪立童昏，以为窃国地，固欲远己之害，而不忘措国之安。

等为支庶，而理宗之静，固贤于竑之躁也。是可原也。其一，函侂胄之首以媚女直，损国威而弛边防也。然诛止侂胄，而不及将领，密谋预备，固未忘北顾之忧。非若秦桧之陷杀人宗族，而尽解诸帅之兵，大坏军政，粉饰治平，延及孝宗而终莫能振也。其一，进李知孝、梁成大于台省以攻真、魏。而二公之进，弥远固推毂焉。

及济邸难行，二公执清议以置弥远于无可自全之地，而激以反噬，祸福生死决于转移之顷，自非内省不疚者，未有不决裂以逞，而非坚持一意与君子为难，无故而空人之国者也。故弥远者，自利之私与利国之情，交萦于衷，而利国者不如其自利，是以成乎其为小人。平情以品隲之，其犹在吕夷简、夏竦之闲。以主昏而得逞，故恶甚于吕、夏；乃以视彼三凶者，不犹愈乎？

君子之道，以人治人者也。如其人以治之，则诛赏之法允；如其人治之而受治，则驾驭之道得。不然，任一往之情，见天下无不可杀之小人，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，此汉、唐以来乱亡之阶也。而奚足尚哉？

故使明主秉鉴于上，大臣持正以赞之，而酌罪以明刑，则唯秦桧者，当其履霜而早谨坚冰之戒。自虏来归，巧行反闲，其膺上刑，不宜在宋齐愈之下。盖其阴鸷之才，抑之而彼自伸，远之而彼自近。

严以制之，而不敌其怀虿之毒；柔以化之，而适入其网阱之中；则非服上刑，莫之能戢。若侂胄、似道，则世固不乏其人矣。不(投)[授]以权，则亦与姜特立、张说均为佞幸，弗能为天下戎首也。

若弥远，则檠之使正，导之使顺，损其威福，录其勤劳，邪心不侈，而尺效可收；固弗待于迸逐，而恶不及于宗社。驭之之术，存乎其人而已矣。

秦桧擅，而赵鼎、张浚不能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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